1930年，帝國主義加緊爭奪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國民黨軍閥混戰不斷，人民苦難日益加深。中國共產黨在反動統治的扼殺與“圍剿”中艱苦抗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推動土地革命，發展紅軍力量，批判黨內錯誤思想，使大革命失敗后陷于絕境的中國共產黨獲得新生和壯大，開辟了中國革命的嶄新道路。1930年夏，中國共產黨黨員增至12萬人，在全國建立了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與地方武裝力量達10萬人之眾，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

一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遠強于新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因此不能照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方式，而應根據中國實際，著眼于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發揮農民群眾力量，進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軍隊，進行武裝斗爭，最后奪取城市，以至全國革命勝利。因此，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后，開始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開創“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1929年底的古田會議，對黨和軍隊建設做了符合中國客觀實際的決定，為1930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發展“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做了充分的準備。

1930年初，雖然“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已形成，但在黨內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識。由于思想的不統一，導致反“圍剿”頻頻失利，紅軍士氣受到打擊，革命狀態低落。紅四軍第一縱隊隊長林彪在1930年新年給毛澤東的“賀年信”中提到，面對敵人的重兵“圍剿”，黨和紅軍內部悲觀氛圍四起，紅四軍應該各自打游擊尋找出路。這種彌漫在紅軍內部的右傾悲觀情緒也呼喚著黨中央對中國革命和紅軍發展的未來方向給予堅定指導。

為了恢復黨內對中國革命的信心，進一步闡明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擔任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于1月5日給林彪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寓意革命力量現狀——“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毛澤東的判斷建立在對中國政治形勢和敵我力量的客觀情況之上，他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澤東強調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并建立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路線的正確性，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革命力量，擴大紅軍，給國民黨反動派以打擊。由此，毛澤東得出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論斷，他在信的末尾以磅礴激昂的語言把革命的光明未來付諸筆端，撥開了黨內思想迷霧，“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澤東通過這封回信進一步詮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批評了以林彪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打消了黨內的悲觀思想，也糾正了欲在大城市進行武裝起義的“左”傾冒險思想。毛澤東闡明了農民工作的重要性，使“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得到創造性發展。“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創新，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1930年2月7日，“二七會議”在江西吉安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會上成立了紅四、紅五、紅六軍的共同前委，并確定了黨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和發展工農武裝的任務。1930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戰略轉移的關鍵之年，黨開始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陣地，轟轟烈烈開展土地革命，步步為營掀起武裝斗爭，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復興。

1930年，國際國內形勢都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發展提供了客觀有利條件。國際上，受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影響，世界范圍內的工人運動有了較大發展；在國內，帝國主義列強唆使國民黨軍閥矛盾加劇，混戰不息。但在此形勢下，黨內“左”傾冒險錯誤卻逐步占據主導地位，使黨的革命事業受到了考驗和打擊。

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延續了決議中的錯誤主張，認定黨內主要的危險還是右傾，認為黨必須發動群眾斗爭到更高度經濟的政治的同盟罷工，以至武裝斗爭。于是1930年2月26日，黨中央發出第70號通告，忽視了革命斗爭局面仍舊是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認為黨要集中力量進行“積極進攻的策略”“組織工人政治罷工、地方暴動和兵變”“集中紅軍進攻大城市”。針對共產國際不符合中國客觀實際的決議，周恩來前往莫斯科處理分歧問題，中央工作交由李立三暫時負責。這時黨內教條式的本本主義阻礙了正確政策的推行，因此毛澤東于1930年5月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即《調查工作》），闡述“向實際情況作調查”的重要性，批判黨和軍隊的教條主義傾向。這篇文章明確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并進一步說明了對待馬克思主義“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實際并不了解，只有在實際調查中得出的理論才可以作為黨的正確指導思想，這也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精神和批判意識。

然而“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影響越來越大。6月11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這份決議繼續對革命形勢作了錯誤估計，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逼近，在此基礎上要照搬十月革命的經驗，在中心城市爆發工人斗爭，通過在一省或幾個省的革命高潮，取得全國革命政權的建立。在這樣的判斷下，李立三反對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明確指出“以鄉村包圍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認為紅軍要“向著主要城市與交通道路發展”。這次會議標志著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接著，黨中央決定發動武漢、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暴動。7月下旬，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按照李立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目標，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趁國民黨內亂之際攻占敵人兵力較為空虛的長沙，以配合武漢暴動。這次軍事勝利也導致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由于敵人集中優勢兵力反撲，紅三軍團在短暫攻占長沙10多天后被迫撤出。在紅三軍團進攻長沙的同時，李立三還命令紅一軍團進攻南昌、九江。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8月初打到南昌，偵察敵情后發現國民黨防務嚴密，從敵我力量對比實際出發，決定放棄攻打南昌，轉到安義、奉新，通過發動群眾籌款、宣傳，擴大紅軍力量，避免了“左”傾錯誤的負面影響。8月23日，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會師，3萬余人組成了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和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8月下旬李立三又下達命令提出二打長沙，由于敵我兵力懸殊，在經歷16天圍攻長沙后，紅軍損失嚴重。為避免盲目硬拼，毛澤東再次抵制錯誤路線，當即決定率領紅一方面軍撤離長沙，移師江西吉安，使得贛江兩岸的根據地連成一片，紅一方面軍發展至約4萬人。

在李立三錯誤路線指引下，“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幻夢破滅，黨的革命事業面臨嚴重危害，剛恢復建立的國統區黨組織暴露，黨的10多個省委機關遭到破壞，在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殺，紅軍的力量遭到削弱，農村革命根據地范圍縮小。

李立三錯誤路線讓共產國際和黨內開始進行反省和自我批判。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在7月下旬召開了擴大會議，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于中國問題議決案》，糾正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認識和不重視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錯誤觀點。為在黨內貫徹此次會議決議，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周恩來在黨內糾正李立三的“左”傾錯誤。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會議批評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現狀的過高估量，停止了其冒險主義路線。李立三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并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會議還改選了中央政治局，補選了中央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朱德進入中央委員會，黨在自我批評中全力扭轉革命事業重回正軌。

可是，共產國際卻沒有停止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干預。1930年10月，由于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態度有所轉變，對六屆三中全會持否定意見，認為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在黨內一直堅持“左”傾冒險主義的王明，仗著共產國際支持，乘機帶頭攻擊六屆三中全會，號召成立新的中央領導機關，造成黨內混亂。王明的思想激進冒險，他教條式照搬共產國際決議，完全不了解中國國情，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極端。由于新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書記的米夫來到上海后，全力支持王明，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的領導人，對王明和共產國際錯誤說法進行批駁和分析。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駐上海的遠東局，要求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改變中共中央領導，貫徹共產國際路線。1931年初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開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長達4年的統治，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仍在路上。

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征，中國共產黨從建立之初就形成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良好作風，這在1930年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覺抵制李立三的錯誤思想，為即將到來的反“圍剿”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0年5月至10月，國民黨內部爆發中原大戰。戰爭發生在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之間，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國民黨軍閥混戰之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起來，土地革命持續深入進行，紅軍規模擴大。在中原大戰期間，紅軍共成立14個軍，人數約10萬，在10余個省建立了贛南、閩西、湘鄂贛、鄂豫皖等10多個根據地，革命力量日益壯大，讓國民黨統治集團深感不安。

5月中旬，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全國紅軍代表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紅軍發展和建設的相關問題，統一了紅軍的編制和作戰行動。會議對政治形勢和紅軍的任務、戰略、戰術、編制作了討論和決議，決定主要戰區的紅軍合編成軍團。按照會議決定和中央指示，各地紅軍普遍進行了整編，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軍團等，加強了黨的領導，紅軍整體實力提升，開始從游擊戰為主向運動戰為主轉變，為紅軍反“圍剿”勝利做了前期準備。

在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從10月起便馬不停蹄從全國抽調兵力，調集10萬大軍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反革命“圍剿”行動。12月，國民黨軍隊長驅直入、分進合擊進攻根據地，但因為戰線過長，士氣低迷。面對敵人的優勢兵力，毛澤東、朱德指揮4萬人的紅一方面軍誘敵深入，將敵軍先頭部隊誘至根據地中部，再將敵軍分割為兩群，各個擊破，并擒獲了國民黨此次圍剿行動前線總指揮國民黨軍第18師師長張輝瓚。在1931年1月3日，紅軍以少勝多，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這讓毛澤東大為振奮，他專門賦詩一首《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將紅軍驍勇善戰、士氣高昂的戰斗狀態一一記錄。這場戰役是紅軍建立后戰果最大的一次，紅軍成功實現從游擊戰為主向運動戰為主轉變。戰爭中“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的戰術成為了紅軍游擊戰術的精髓。

《反“圍剿”的勝利》（油畫）

紅軍能夠取得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依托于毛澤東、朱德領導紅軍采取科學的戰略戰術，靈活用兵；依托于黨成功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積極實行土地政策，使得人民群眾大力支持革命；也依托于紅軍實力增加的同時，中國共產黨發動群眾組織的赤衛隊、游擊隊所提供的重要支援。

除了軍事“圍剿”，國民黨當局還在統治區進行文化“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知識分子和文化團體與國民黨統治集團開展了堅決的斗爭。1930年3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學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會上魯迅作為代表作了題為《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重要講話，講話中表達了左聯要服務工農大眾，與舊社會和舊勢力進行堅決持久斗爭的決心。隨后戲劇、美術等領域的左翼文化團體陸續成立，左翼文化團體聯合起來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總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組織積極創辦革命刊物，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創作文藝作品，宣傳中國共產黨，留下了《子夜》《義勇軍進行曲》等大量優秀作品，團結了夏衍、郭沫若、瞿秋白、丁玲等先進的文藝界人士。他們用文學藝術作為武器，深入群眾生活，把握時代脈搏，點燃革命熱情，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進行抗爭。中國的現代文化進入了新時代。 

1930年的中國共產黨，在逆境中守護著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看似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中國革命前行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堅持密切聯系群眾，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保證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堅持自我革命這個黨最鮮明的品格和最大的優勢，面對錯誤思想和路線勇于刀刃向內，讓黨的事業重回正軌；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客觀實際的“工農武裝割據”道路，開啟了中國復興的大門。